你修习太极，想必熟读老子，深谙老子“谦下胜于桀骜，雌柔胜于雄强”的道理这道理不应该只是一种姿态。请坚持，并保重

马云：

你好啊！

对我来说，我们不算太久没见。上两周在美国，我们还共同参加过一个大饭局。我没有上前去跟你打招呼。因为我知道在那个场合，并不适宜我以记者身份出现。我揣测那只会让你心生警惕，或者不悦。我还记得你说过，在记者面前你都是在“忍”着。这句话会让所有自认对你友善的记者都倒吸一口凉气。

不过，就在那次饭局上，隔着两张桌子听了你的讲话之后，我还是被你打动了—你的无奈，你的悲壮，你的不能具体表达的绝望。你说，自己感到庆幸，这一年终于只剩下一个半月就要过去了。你说，在这一年中，你经历了七件事情，每一件都可以置人于死地。你还说，在遭遇到这些困境时，你翻看中国商人古往今来的历史，发现他们都是不能善终的，只有你的一个老乡例外，那就是在传说中与西施一起归隐江湖的范蠡。

这些话让我听得悲从心来。因为你似乎已经认定、并且接受自己不能善终的命运，或者，就是想要放弃。一方面，这种话听起来太像是失败的前奏，另一方面，这些话也让我反省，是不是包括我在内的媒体记者，以及所营造的公众舆论，也构成了对包括你在内的中国商业阶层的压迫性环境。我看到你坐在饭桌前，穿着红色薄毛衣，双臂架起，轮番做着中国武术动作中的击肘动作以放松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学习的太极拳中的动作；看到你用一顶大帽子遮掩住自己的脸，那张脸比我第一次见你时已经显老很多。

我与你相交不多，但对你崇敬有加。自从我开始做商业报道以来，最经常被人问及的问题就是：“在你见过的所有的企业家中，谁让你印象最为深刻？”我通常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你的名字。

但是，我是一名旁观者。对于一名旁观者来说，总是纠缠着自我的问题之一就是：我是不是对你太过友善，而没有遵循一名旁观者应有的冷静与不动声色？记者总会困惑于这类问题。就像著名的大卫·弗罗斯特访问尼克松的过程一样，在暂停休息期间，弗罗斯特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对尼克松太过友善？”不是没有人质问过我，问我在对你、在对马云的态度上是不是倾向性太强？

我用一个蹩脚的自我分析来作为理由。我将自己身上的某些情感因素投射到了你的身上。你就像一个理想中的人，内心强大，是一个我一直想成为的“有力量的好人”—好人往往无力，而只有拥有力量才能帮助别人。你和你创造的公司，在我看来，一直都是这种“有力量的好人”。不是单纯的强大，也不是单纯的善良。

我知道，这种我欣赏的“善”，也会被一些人看做是阿里巴巴成功的“公关策略”的一部分。在腾讯与360大战之后，腾讯做出“痛定思痛”姿态而召开的“诊断腾讯”讨论会上，就有人将阿里巴巴作为腾讯的正面教材来教育马化腾：“一方面通过《赢在中国》等一系列的策略，马云展现出一个青年创业导师的形象；另一方面，关于‘网货、网商、网规’的‘新商业文明’理念的提出也切合并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大势”；“阿里巴巴始终在向外输出文化—马云所提的‘新商业文明’。这种文化一方面对阿里巴巴是一种约束，它的行为需要在‘新商业文明’的框架下，各个子公司和对外部门都要服从‘新商业文明’的守则，能够把企业员工约束好。另一方面，既然是一种文明输出，它也影响着一大批人，影响着意见领袖，影响着媒体的观点和立场。”

当然，我并不相信这种认知仅仅能由对公关策略的重视与讲究就可以完成。我仍然倾向于相信我一直坚持的判断，即，你和阿里的确是“有力量的好人”，而不仅仅是由精心表演造就的好人。这种“善”已经和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融合为一体，它是在“以商行善”。若非如此，你怎能让我所接触到的阿里巴巴员工，都真心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确和有前途的事情，而不是像其它公司的员工那样，仅仅将之视为一件工作，会在私下里抱怨公司。

正是因为如此，当中央电视台曝光淘宝出售假货时，我对之不屑一顾。从商业模式本身而言，淘宝本身作为一个平台提供者，不能为自己商家出售的假货负完全责任。你在发布会的演讲中说：“我很冤枉，淘宝不生成假货，是社会上生成的假货在淘宝上容易被发现而已，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假货打掉，因为我不是执法机构。但是为什么争议都是到我们这儿，没办法，因为我们就在解决这些假货和虚假产品的前沿，只要你在前沿，在做这些事情，你一定会变成这样，你是退缩还是解决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只能解决问题。”我不是几乎完全认同，而是彻底的完全认同。况且，如果一个消费者以100元的价格去买实体店中价格3000元的商品（我的意思是淘宝价明显背离了真实价，因此明摆着是假货的价格），那么再去维权宣称自己买到了假货，本身也很扯淡。

当你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清理B2B业务阿里巴巴中国供应商造假中涉及的公司员工时，我更是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行为。“业绩与价值观对立，这事儿不通……做企业不能当侠客。我是公司文化和使命感最后一道关。作为大家信任的CEO，我要做的是捍卫这个公司的价值体系。如果你叫我一声‘大哥’我就可以不杀你，那以后，有多少兄弟叫我大哥？我不是大哥。”历史书籍与电影中有多少类似场景，领导者以不得不为的心情痛斩爱将来捍卫正确的价值观，没想到在当今的中国商业世界中这一幕竟然重演，怎能让人不敬佩？

我并不是不知道此前关于你“杯酒释兵权”的传闻—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上海四季酒店喝茶时，我就问过你这个问题，你的回答中有一句我一直记到现在，“公司不能被一个人绑架了，但一个人也不能让公司给绑架了。”这一次你的话也同样让我印象深刻且对我个人也非常有启发，当有人问你，大家会怀疑，谁能跟马云一起走到最后时，你回答说，马云都不能走到最后，公司的发展史就像是接力比赛，一棒人走，一棒人接着跑。有人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商业现实，但这正是世界的运行之道，不然，何来进步？

真正让我产生困惑的是还支付宝股权转移风波。毫不夸张地说，它引发了我个人思想的激烈斗争，也曾经让我在公开会议中几乎拍案而起，只因为对方说此事让“马云成为中国商业世界中黑暗力量的代表”。我在杭州听了你的解释，一度几乎完全被你说服。我相信你所说的，这是在当时情况下不完美但是却必须做出的决定。你被夹在央行的规定与不愿意相信事不可为或摇摆不定的另外两个董事之间，但你却是那个必须直接“对结果负责的人”。因此，你必须做出决定。你说，在做出决定之前，你已经尽一切可能来说服董事会。尽管在内心深处我仍然隐隐觉得此事总还有不妥当之处。